邵韦平:
北京建院成立于共和国成立之年,至今已有75周年。我在1984年加入北京建院,见证了其后续的40年历程,这段时间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重合。
90年代阶段
加入北京建院之初,正值北京申请举办1990年亚运会,这是中国首次承办世界大型综合运动会,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。马国馨院士作为亚运村项目的主要设计者,他运用了现代元素和理念,改变了以往建筑孤立、对城市呼应较差的弱点。亚运村的整体规划具有现代感,首次提出了人车分离的概念,更加关注使用者的感受。他还采用了一些更现代化的造型,突破了传统的体育建筑形象,为北京城市建设带来了新的气象。
▲ 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
我有幸与马院士共事,并从中获得了专业的启示。同时,我也与刘力大师合作,参与了当时一些规模宏大的现代建筑项目,如西单商业区的一批建筑和华威大厦(现西单商业中心)的设计。这些经历是我进入这个行业最初的重要记忆。
在90年代中期,中国建筑市场开始逐步采纳新技术和新理念,并独立进行设计工作。我参与了侨福中心。为了这个项目,我还专门去了几次美国,到他们的办公室感受国际同行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,对我们有很大的触动。因为他们与我们之前掌握的一些技术和设计理念不太一样,我们的设计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感性的创作,缺乏对技术、材料以及人的感受的回应。所以很多时候,做好东西与我们开始得想象存在很大差距,这应该是一个执业的设计模式或者这方面与以往的做法有所不同。
▲ 侨福中心
新世纪阶段
2008年奥运会筹备期间,我国政府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,几乎所有重要项目都国际采用招标。这一做法不仅为奥运场馆建设带来了新的气象,如鸟巢和水立方,也推动了中国建筑业的发展。在此之前,我国与国外设计师的合作相对零散,而到了2008年奥运会筹备阶段,更多有影响力的国外设计团队和公司参与了我国的城市建设。这种全面的开放对我国建筑设计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。除奥运项目外,当时还有两个重大项目:中央电视台新址和国家大剧院。国家大剧院是改革开放后首个采用国际招标的项目,其过程经历了多轮筛选,成为改革开放大潮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尽管这些项目中存在一些消极问题,但整体而言,它们对我国城市发展和建筑设计队伍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▲ 国家大剧院
在新世纪之前,中国建筑师主导着建筑市场,所有主要项目都由中国建筑师把控。但随着这批新世纪建筑的建成,我们发现当代十大建筑中几乎全部由外方建筑事务所主导,中方设计团队则转为配合角色。这种情况对中国建筑师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。曾经他们在建筑行业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,参与了许多重要项目的咨询、顾问工作,甚至向领导人介绍项目。但到了这个阶段,他们的优势似乎不再存在。尽管十大建筑中只有一个国家体育馆是北京建院原创,但其影响力和市场地位并不相称。
在我执业20年生涯时,建筑行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由一个封闭的内循环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开放、国际化的市场环境。随着行业变革的推进,我们通过与国际伙伴的合作,获得了新的理解和体验。
在此基础上,我们完成了凤凰传媒中心,该项目融合了许多在国际协作中学习到的前沿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。
▲ 凤凰传媒中心
在传统的设计方法中,通常通过轴线、层高的控制以及模数化来研究空间。但是,这种方法对于应对更复杂、更具挑战性的创意来说相对初级。因此,在凤凰传媒中心项目中,提出了精确几何控制的方法,为特殊的创意进行了更精准的几何描述,从而使设想变为现实。虽然许多人误以为项目是由外国大师设计的,但实际上,这个项目完全是北京建院原创完成。
▲ 凤凰传媒中心内部
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,采用了一种协同工作模式,各个专业设计师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,在同一个虚拟平台上共同工作,随时进行信息交换,进行空间精确的校核,保证品质和技术需求。
▲ 首都机场T3航站楼
在北京第一高楼中信大厦创作中,我们与外方的合作基于对等的合作关系。我们不再仅仅是帮助实施施工图,而是根据各自的特长进行分工。中方团队全面负责了中信大厦的整体技术体系、内部技术逻辑以及功能布局,而外观和一些重点空间的装修则由外方团队完成。
▲ 中信大厦南立面全景
▲ 幕墙细部
▲ 首层大堂
这些早期的开放合作使国内设计单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人才,为承担更具挑战性的项目提供了机会。